个月就有两百块钱，还能包我一顿饭，但因为要给阿弟存钱，我反而更省了。我去改了名字和户籍地，陈家人想让我赚金山银山，就给我叫陈金山，但事实上我连吃一顿饱饭都很艰难。我想吃饱饭，想吃很多很多的饭，我问改名的警察能不能把我的名字改成陈饭，她说可以就是不太好听，要不然叫陈米吧？就这样，我有了自己的新名字，我很喜欢它。

1998年4月20日，我遇到了我的阿弟，在大街上。他变化好大啊，我差点没认出来他就是那个跟在我身后跑来跑去的奶娃娃。他长得好高，比我还要高半个头，身体也很健壮，人还变得特别好看，像是街边贴着的海报上的明星。他跟我去了我在西田村的家里，还一起喝了我从超市里买的，虽然辣嘴但是便宜的烧刀子酒。他坐在那里，不停地叫我哥，我也不停地应他，他和我讲了他这些年的生活，他说李家爸妈对他很好，经常带他出去玩，说他的名字叫李折，说他读完小学还读了初中、高中，还说他再过一两个月就要大学毕业。我就这么听着，他笑我就跟着笑，他不说话我也不说话，最后他问我在陈家那边过得好不好，我看着他的眼睛，说我过得很好。那一年，我二十八岁。

从那以后，阿弟就经常来找我，不过每次都是等到很晚才来。他还会给我带各种各样的东西，什么自行车啊，收音机啊还有那台电风扇，都是他拿来给我的。有一次他看到我那本捡回去的作业本，问我是不是想识字，我很不好意思，只说剩这么多纸太浪费了，可阿弟却突然说，哥，你的名字和你本人都很像一首诗，那首诗叫《悯农》，你要听听吗？我说好。

1999年10月13号，那晚的天气很闷很热，阿弟住在我这里过夜，我们吹着风扇，听着收音机里放的歌，我还记得那个节目放的是邓丽君的歌，很好听。阿弟觉得一直坐着很无聊，问我要不要跳舞？我不明白那是什么，怎么跳，阿弟只说包在他身上。警官，我真的很笨，笨到连简单的跳几步舞都老是踩到我阿弟的脚，但是阿弟不生气，他只是笑，所以我也笑。

那个晚上，我们都很累。阿弟抱着我，我不觉得害怕，他想要我就愿意给他，他问我疼不疼，我说不疼。我知道，阿弟是这个世界上对我最温柔的人，就连做那种事的时候他也一样很温柔。我说不疼，就是真的不疼。那一年，我二十九岁，阿弟二十四岁。

到了1999年年末，就是我上次和你们说的我买了两块钱一包的雄狮烟，阿弟后来又给我买了南洋红双喜。”

陈米的手紧紧捏在一起，眼睛却望着我桌子上那包还没来得及拆封的南洋红双喜香烟，我察觉到他的目光，利索地拆开包袋薄膜，起身走到他面前递了一根烟给他，还没等他拜托点火的话说出口，我就从裤兜里掏出个打火机帮他点上了火。

“谢谢你，警官。”陈米说。

我没搭腔，重新坐回原来的位置，摆摆手让他继续说下去。

陈米用力嘬了口烟，没什么肉的两颊瞬间凹陷下去，随着烟雾的吐出才又缓缓恢复如初：“买给我南洋红双喜的那次，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我心目中活着的阿弟。那一晚阿弟心情很不好，话非常少，我不知道怎么开解他，就把我自己给了他。可能是发泄过后他的心情好了一点，我问他是不是工作不顺心，他说不是，只是犯病了。我很担心他，就问是什么病，他说是躁郁症。然后他就跟我讲了他读初中时被同学欺负的事，说他们拽着他的头发往墙上撞，怕被发现就用烟头烫阿弟的后背，在他上厕所的时候锁门用水泼他……就是那五个人害他得了病，也是那五个人把我围在供销社里。警官，你说这算不算冤家路窄啊？

在距离2000年还有十天的时候，阿弟自杀了，在这之前我一直以为我肯定会很愤怒或者很难过，可我只是很冷静的去买市里最贵的一块墓地，我知道这件事不应该由我来做，但也只能由我来做。因为李家爸妈在阿弟出事的前几天就都相继去世了。我恨啊，我恨这个世界怎么就不能给我们一条活路，非要把人往死路上逼呢？但是我也没有别的选择了。警官，你知道吗？那一年，我差点就要三十岁了。”

陈米讲完，颓然地瘫坐在审讯椅上，我眉心微动：“那为什么你在西田村的邻居从来没见过你的阿弟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