想开了，还是故意安慰我？总之，他已在我心灵上投下了一道阴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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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天，我本想取道上海，径自回家，但由于他俩的坚留，我又在上海住了一晚。安妮带我到她家去玩，会见了她的母亲——一个生长在法国的意大利人。她红润的圆脸上老挂着一团笑容，对待云叔尤其亲切得像自己的子侄一般。傍晚，安妮帮她母亲准备好晚餐，搬出了古老的烛台，围着铺上红白格子台布的方桌，在烛光摇曳之下，我们一面吃通心粉，一面喝红酒，随意闲谈着。安妮的母亲谈到青岛和天津，谈到安妮的父亲，以及十年前他死于心脏病后，怎样茹苦含辛地养育安妮。在她的一切回忆中我们分享了欢乐，也分担了愁苦。这异国情调的一夜，予我以甚深的印象。

之后，我回到家乡，而且很快地在一个军事机关里觅得职位。这以后的几个月中，我没有见过云叔和安妮，不过跟云叔常有书信交往。他的来信多半是很简短的，有时也提到安妮，有时在信末赘一句：“安妮致候。”可见他们还是常在一起的。

就这样到了第二年春天。三月的末梢，我服务的那个机关有一天特定的假期，中间隔着一天，又逢例假，那就是说如果请一天假，便一共有三天的时间可以自由支配，我决定邀请云叔和安妮来玩一次。正当我在办公室计划这件事时，突然接到家中来的电话，说是有一个“外国女人”找我，要我到某旅馆去看她。

不用说，当然是安妮。于是下班之后，我便径照她所留下的地址去找她，并未遇见，但她在旅馆里留下话叫我等她，同时茶房打开她的房门，让我进去休息。床上放着一只极小的皮箱，桌上放着一份本地市区的地图，这说明她是一个人来的。此外我又注意到并没有照相机、望远镜之类的东西，可见她也不是来游览的。那么，有什么事呢？云叔为什么不陪她一起来？云叔为什么不事先写信告诉我呢？

一面想，一面等她，好久还没有消息。这时我还未吃晚饭，便留了一张条子，并且关照了茶房，然后上街，不想刚一走到闹区，便遇见了她。

“我正想找你们来玩，你倒先来了。伊里奥呢？”我问。

“我也正在找他……”

“怎么？”

“我要详细告诉你。”她看看四周说，“到我住的旅馆里去谈，好吗？”

“不，我还未吃饭，你呢？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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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吃不下什么。”她皱着眉说。

“那么陪我坐一会儿，我们一面吃，一面谈。”

在我用餐中间，她告诉我，自从过年以后，云叔在美龙出现的次数便渐渐稀少，有时她打电话给云叔约他出来时，即非借故推托，也是意兴阑珊。其间安妮和安妮的母亲，也曾暗示地提到他俩的婚姻问题，云叔都闪避着不做答复。这半个月甚至避不见面，直到昨天打电话去问时，才知道他已经辞职离开上海。

“无数个晚上，我在研究这一点，伊里奥这种态度是什么意思？”安妮接着说，“虽然我不愿意如此设想，但我不能不承认这一事实——伊里奥不爱我了！”

“不会的！”我显得很有自信，“那太不可思议了。”

“是啊，我也这样想。所以我要找到他问个明白。但是——”

“但是怎么样呢？”

“但是我想，如果由你来问他，比较……比较好一点，是不是？”

“那是我义不容辞的。”我想了一会儿说，“我有把握找到他。一切等我见过他后再说。”